执法公正岂能“画饼充饥”？

刑讯逼供取证不作死刑证据！！！
执法公正岂能“画饼充饥”？
2010年05月31日《京华时报》报道，在赵作海案余热未消之际，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国家五部门联合发文，首次明确不能用于死刑案定案的6种证据，以预防冤错案发生。
1998年2月，河南商丘村民赵振晌被其侄子报案称失踪。一年后，当地发现无名尸，公安机关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刑拘。2002年12月，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后经复核，该死缓判决被核准。2010年4月，“死人”赵振晌回到赵楼村，赵作海案得以逆转。今年5月9日，赵作海被释放。
赵作海案及更早的湖北佘祥林案等都是冤假错案。显然，赵作海案在证据上有重大缺陷，无名尸体怎么被认定成是赵振晌？没有相关的证据支持，又没有坚持做DNA技术鉴定是一个重大失误。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》）和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》）。规定明确，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，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；《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》对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予以细化。
而在实际办案过程中，如何严格执行上述两个规定，才是把好证据关、程序关，避免冤假错案的关键。
刑讯逼供取口供的本质就是违法取证。规定“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，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，应当予以排除”。这种说法地提出，本身就像个笑话。因为执法的依据理所当然应该是合法的证据。问题就出在如何界定合法证据上，而不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规定必须依据合法证据。
1996年，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修改，其中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。
1998年、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先后分别作出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。
1999年、2004年宪法修正案分别规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、“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”。
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。
2007年3月，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和司法部共同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》。
2010年5月30日，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发布《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》和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》。
从以上的我国证据法规的发展进程不难看出，相关法律规定，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，必须做到“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”。但是，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在实践中很难把握。而程序公正则是实体公正的必要前提和最有力的保证。因此可以说，刑事案件的侦破审讯程序的公开公正才是最最根本的。
比如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》：单人取证等行为应补正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，但未规定相应的操作程序，致使排除规则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法律规范应有的功能。
真正的突破点在于《刑事诉讼法》关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审讯程序的公正，主要包括检察人员从头至尾参与刑事侦查审讯，做好全程监督工作；审讯全程录像，并由检察部门封存；以及对于违反程序人员的惩治的规定和严格执行，其中包括对检察人员失职的严厉惩处。
“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，一直是中国法治一个基本理念，但在实践中“事实”的认定并无统一标准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，可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同时在案件办理中，有的人仅凭经验办案，有的依据社会反响和群众反映办案，还有的时候、有的地方不得不以个别领导的意见为转移，中国还有类似“命案必破”的传统，这样一来可能出现两种结果：一是隐瞒重大罪案；二是张冠李戴，草草结案。而这才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社会根源。
虽然，被告人拥有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的权利，但在法庭审理中，对于有无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，控辩双方往往各执一词，查证十分困难。尽管该规定第7条明确规定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，但要就执行职务是否违法作出正确的判断，还要依赖于检察部门全程监督审讯过程的合法证据性录像。
从社会发展和法律完善角度来讲，尽快实现羁侦分离，侦检同步，全程录像，严惩违法审讯取证，才是杜绝刑讯逼俄供的根本。
而回想到“湖南永州两名警察刑讯逼供致人死亡被免刑责 ”的事实也在我们身边存在的时候，我们感到这次的两规出台，对老百姓来说，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实惠，不过是展示出政府部门促进依法治国更上了一层楼。但从构建和谐社会、确保司法公正的角度来说，类似的做法难免给人“画饼充饥”的嫌疑！

费建法1/6 2010